哲学贯穿了贞元学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课程体系，以一种独特而深远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精神成长，也不断深化我对“自我存在”这一问题的理解。

许多人可能会好奇：在贞元学校，学生是如何学习哲学的？又或者，怎样学习才算是真正的“学哲学”？但我认为，这样提问本身就已经忽略了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层面。谌洪果老师提出了另一个词——“做哲学”，这个说法让我豁然开朗。在我看来，“学哲学”和“做哲学”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随着在贞元学校哲学课程的持续浸润，我对这种差别的体会也日渐深刻。

从小学开始，我们每天的语文晨诵都以诗歌开启。到了三、四年级，我们正式走进唐诗宋词的世界，开始与中国历史上一批富有思想与个性的诗人相遇——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等。这些名字在任何学校的课堂上都不会缺席，但学习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学习唐诗宋词常陷入两种误区：一种是单纯地积累与背诵，而不求甚解；另一种则只停留在对词句之美的欣赏，关注形式与技巧。可这两种方式都未触及诗歌的根本。在贞元学校经历了一整轮唐宋诗词的学习后，我逐渐领悟到：每一首诗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灵魂——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对生命的独特领悟，对时代与自身存在关系的深思。这些诗人并不仅仅是能作诗的文人，更是能思考的哲人。这两面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诗人。

唐宋时期思想深刻的诗人很多，其中苏轼的诗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让我开始思考关于人之存在的问题。苏轼在《定风波》中写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首词表面写的是旅途遇雨时的旷达与超脱，实则蕴含着诗人对自我存在方式以及心灵自由的体察。那“竹杖”“芒鞋”象征着简朴与自足——在物质贫乏中依然保持心灵的丰盈；“一蓑烟雨任平生”，更是一种超越顺逆荣辱的精神姿态，是人在与命运、自然对抗中的从容与安然。

风雨不是幻象，而是现实的压力与命运的考验。面对它，他并非逃避，也非强行克服，而是在清醒地承认风雨的同时，仍然选择行走。在哲学意义上，苏轼此刻的“我”已经不只是一个被动承受环境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在自我意识中确立存在意义的主体。

笛卡尔通过怀疑世界来证明“我思”；苏轼通过风雨人生来证明“我在”。两者的路径不同，却都通向同一个目的：让“自我”不再被外界决定，而由思与觉来确证。这种觉知让人从“被生活推动”转为“以自我理解生活”。这正是理性存在的本质——当人意识到自己可以思考、判断、选择时，就不再只是生命的延续者，而成为生命的创造者。苏轼并非生而旷达，而是思而旷达；他理解了苦难的必然性，也看见了心灵的自由性。正因如此，他的“任平生”不是顺从，而是理性地选择从容，这正是理性的存在。

小学六年级，我们走进了高段的大课程——孔子世家。我们阅读《论语》选段原文，完成课前挑战单，在课堂上展开深入讨论，课后完成写作。即使在假期，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继续阅读与孔子世家相关的书籍，参与线上讨论，完成延伸写作任务。在这样持续而深入的学习与思考中，我们不再只是简单地“学习文本”，而是逐渐体会到儒家思想的智慧与精神。我们在学习中逐渐走近孔子，了解了他一生的发展脉络，感受到他一生对恢复礼乐，推行仁政的追求。

进入初中后，我们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的“大课程”，内容涵盖孔子、孟子、阳明以及诸子百家。通过这门课程，我对“自我存在”的思考比小学阶段更进一步。而这得益于我们独特的学习方式——我们不是去背诵、接受这些先贤的思想，而是与他们展开对话。我们都知道孔孟、阳明思想之伟大，但“伟大”究竟在哪里？如果这些思想没有与我们的生命经验发生连接，那么再深刻的道理也只是知识的堆叠。

儒家课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主张之一是“性本善”，大家试着先放下自己对这个话题初始的理解，抑或是成见。假设第一次听到性本善这个观点，我相信，不同的人对此观点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如：如何判断人性本善？既然提到“本善”就说明强调的是先天性，我们如何得知婴儿诞生的第一个瞬间，那万分之一秒时，ta的意识中有没有善的概念？假设人性本善成立，那为什么后天还会有人行恶？我们怎么得知人性不是本恶或者无善无恶？在我们今日对“性善论”已有所理解的视野下，这些问题或许显得天真甚至幼稚。然而，正是这种未经雕琢的提问，正是思想最初的萌芽与碰撞。哲学的诞生并非始于结论，而是始于追问。

借助不断地追问和对话，我对于性善论有了新的领悟。性善论强调的不是借助医学科技能否判断婴儿在诞生之初脑神经意识中有没有“善”的概念，而是人都生而具有向善的可能性，用孟子的话讲就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但是，这种可能性需要借助后天的内修外达功夫被体现出来。缺少了磨镜功夫，这颗具有向善可能性的活泼泼的仁心就被遮蔽了，没有如其所示地展现，因而呈现出非善的一面。而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借助不断的自我磨练抵达更本真的状态。

有了这层理解后，我对于自我存在问题有了更深的领悟。人不再只是意识到“我在思考”，而是能够反观自身，问自己：“我为何如此存在？” 这种反思使个体从理性的自觉迈向精神的自省。

西方哲学家如康德、海德格尔将此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人通过意识到自身的有限与被抛，才真正开始理解“存在”的意义。孟子提出“人皆有恻隐之心”，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他能在心中觉察善恶、羞耻与仁恕。儒家的“性善论”并不是一种道德命题，而是一种自我觉知的存在论：人并非因为外在的律令而为善，而是因为在反省自身的过程中，发现“善”已在心中。王阳明的“致良知”与《中庸》中的“反身而诚”，都表达了同一个思想。人不只是思想的主体，更是道德与精神的主体。当人能向内看，能在纷扰与欲望中分辨、清理、回到那份本心，他就超越了单纯的理性存在，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明”状态。这样的“我”，不再被外物所驱使，而以内心的良知为尺度，活出一种自我与道的统一。

除了思想上的层层提升，我相信不止是我，许多人在逐渐走入儒家思想时都会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课堂对话中，我们仿佛已经触摸到先贤思想的脉络，似乎有所领悟；但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却又常常发现自己难以做到，仍旧被本性、习气所牵绊。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来讲，如果做不出来，那就还不是真知。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孔子也曾说自己“不敢言道”。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虽然当下的我还无法完全抵达“道”的境界，依然会在行动中反复、在困惑中挣扎，但我始终在尝试——去实践自己对存在的理解，让哲学不止停留在书本与思考中，而是在生活里被活出来。

到了高中之后，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哲学习，我们还在谌洪果老师的带领下，系统性的学习西哲。借助西哲，我对于存在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卢梭、霍布斯与康德都从不同路径探讨了这种“超越与合一”的存在。

卢梭认为自然人处于“无善无恶”状态：由自爱与怜悯维持生存与温和；然而社会使之堕落，因而他通过《社会契约论》的设计以公意自我立法：人人将自身自然权力让渡给共同体，谋求把自然独立转化为公民的道德自由。霍布斯认为人性自私，但指出理性使人超越本能冲突，通过契约实现秩序与和平，因此主张将公民的权力让渡出来，通过契约相互授权并把各自权力集中于政府，以强制守约、维持和平，臣民仅保留自我保存权等少部分权利。

而康德的思考方式与前两者都不同，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并不是另一颗会思考的脑袋，而是同一理性在先天，不依赖经验层面的自我立法能力：他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综合先天判断如何可能”为线索完成哥白尼式革命——说明一切可认识的对象必经空间/时间 与范畴的形式而成为现象，同时揭示理性追求无条件整体性会生成灵魂、世界、上帝的理念并导致二律背反。

于是理论用法的纯粹理性自限于现象、承认对本体（即自由、上帝、灵魂）不可知；然而同一理性在实践用法中又以纯粹实践理性显现：我们在“理性的事实”中直接自觉到无条件的道德律，即定言令式：“只依你同时能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这是“立法”。接着，实践理性不仅命我们行善，还命我们追求“最高善”：德性与幸福相称。

但我们都知道，在经验世界里，德者未必得福，有限生命也难以完成道德完善。若如此，“应当如此”会不会沦为空话？为使“应当”保持可行性与可望性，实践理性提出两项后设假定：其一，灵魂不朽，使道德自我完善成为可无限逼近的过程；其二，上帝，作为最智且道德的世界统摄者。正是在这里，康德把前两者围绕“自然—契约—秩序”的外在问题，上升为“自由—法则—自律”的内在问题。

当我对比中西哲学思想时，惊人的发现 三者关于“自我超越”的连续谱系与东方“天人合一”“明心见性”“致良知”的精神相呼应：都指向人的最终觉悟——人在自我中发现宇宙的法则，在有限生命中通向永恒的存在。

再回到最初的话题：学哲学与做哲学的区别。学，是借概念与论证进行层层辨析，让语言成为思想自我澄清的形态；做，是在自我存在的领悟上把这种澄清真正活出来。

但无论是哪一者，哲学都从来不是术语的堆砌或文字的炫技，若只背流派，我们得到的只是外壳。哲学必须与“现实”相连。这现实不是物质境遇，而是对生命与自我存在的体悟：在人面临困惑、痛苦与选择时的追问，在“我为何在此”的瞬间的回应。借助哲学，人不会变得超然，而会活得更清醒。它让人学会在混乱中辨识方向，在日常里思考意义——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存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