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北大法学博士、知无知文化空间创始人

我这个演说，严格来说它并不具有所谓的指导意义。因为我想，我们从这两天沉浸式、轰炸式的英语氛围当中，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很好的指导。但是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也可以把我这个分享，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我是四川人，所以我的普通话叫“川普”，所以我的英语也是“川普”——我希望我也是一个语言实验，借助我自己的视角，尤其我学习英语失败的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个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的契机，借此激活我们大家对于语言的思考，这也是我的一个独特的语言学习方式。

一翻译

关于英语的语言学习有很多种，这几天大家感触颇深的就是“音乐剧”的学习方式，我想从另外一种英语学习的方式开始（引入）：翻译。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翻译出版过几本书。我想从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的一句话说起，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的第一篇文章里面曾经说了下面这段话，在这段话里面他回顾了他自己受到的，比如查良铮、王道乾这些中国伟大的翻译家的影响，他说他的写作和他对语言的节奏和敏感的感受，都极大地受惠于这些翻译的大家。在这个文章的最后，王小波说了这么两句话：“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那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想要读好的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王小波说这话，我想是很得罪人的，一下可能让很多当代的中国的作家感觉到有点不公正。但是我想，在今天，每一个中国的当代优秀作家，他们都从现代西方经典文学的翻译著作当中获取了极大的滋养。今天我讲翻译，是想说，其实翻译它不仅仅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它体现了不同的语言文字的融汇，对于每一个民族文化之兴盛、每个个体人格之成长的重要意义。所以我讲的翻译，其实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仅仅是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字式的翻译。我们理解一个歌剧，我们也在用我们的去理解去翻译它。所以，我所想提供的是一种翻译的思考，借助翻译，我想去重新以更大的视野，来激发大家去思考语言和一个民族、以及一个个体的文字以及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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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翻译运动我想先回顾一下一些大的翻译运动，比如说德语，我们知道德国这个国家，在欧洲的中腹，它相对于周围的这些民族，是一个很落后的、很下里巴人的一个民族，相当于是一个日耳曼的、野蛮的民族。也就说，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成熟和发展，真正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伟大的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德语式的表达，实际上并不是年代太久的事情。真正奠定德语民族语言和文学基础的，其实是来自于一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也是伟大的神学思想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1517年推动宗教改革以后，在1521—1522年，他就开始意识到，语言文字对于民族心灵的塑造作用。所以，他在10个月的时间内，先把300多页的希腊语的《新约》全文全部译成了德语，12年后的1534年，他又把《旧约》也翻译完成了,一本完整的新旧约的德文《圣经》版本问世。路德在翻译《圣经》的过程当中，综合了西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本土不同地方的德语方言，进行了综合地塑造，相互解释、融会贯通，形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德语。

路德版的德文《圣经》，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快速地传播，而且，后来也被译成了法语、英语、匈牙利语、芬兰语等等，也就说这一本圣经，也带动和激活了其他的欧洲语言。我们知道，在其实在路德翻译《圣经》之前，已经大约有18种德文版的《圣经》译本问世，但是最终，路德版的德意文学成为了不朽的经典。

路德说，我使用的是南北方德意之人都能够理解的通用语，以至于在200年后，德国的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评论说，德意志民族始于路德，这是德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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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翻译运动

我想再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英国的情况。英国现代英语的奠基，也是得益于一本伟大的著作：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我们今天说叫KJV（《King James Version》）版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共同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石。那么当然，同样在钦定版的《圣经》问世之前，在英国当时已经有七种主要的英译的《圣经》，但是其中五种都是出自被政治迫害的流亡者之手。我们知道，其实英国的建国时间也不长，到1066年，诺曼政府才开始了真正的英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而且，征服英国的我们都知道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都是北欧的蛮族。当时英国，我们知道有一个王族的统一运动，也有各种教派的纷争，这些（被）迫害者（其中一个重要的一支被迫害者，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后来乘坐“五月花号”到美国去的这一帮人），不同的教派也翻译出不同的《圣经》。但是，这些《圣经》对于英国的王权形成了挑战，所以詹姆斯国王是高瞻远瞩的，他后来到就集结了50位圣经专家，进行翻译工作，经过7年的努力，于1611年5月出版。

钦定版的《圣经》文雅、精湛和优美，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它影响到英语几百年，其节奏和用词已经渗透到英语语言的骨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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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翻译运动说完了德国和英国，其实可说的非常多，我现在重点要回到我们中国。中国的翻译运动，其实对于塑造整个汉语言具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佛经翻译运动，我为什么要回溯中国的翻译运动？其实语言的交流，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他的一种胸怀的宽广，这个民族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和内功。

01 佛经翻译运动

佛经翻译运动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唐朝到高峰，也是塑造的中国的语言。我们知道，唐诗最后能够达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几百年的语言的积淀。这种积淀，其中最大的一股推动的力量就是佛经的翻译。首先，我们都熟悉的是鸠摩罗什组织的译场翻译。佛经的翻译是译场式的方式，组织译场参与者达到800余人。后来是著名的玄奘，他取经回来，在慈恩寺和洪福寺也组织译场翻译。这个翻译分工程序都非常严厉的，有正梵语、笔受、证义和润文。正梵语就是，专门的梵语专家看完原文后口述，然后专门有人写下来，之后大家就翻译出来的文本的含义，互相进行辩论，叫做“辩经”，“辩经”后，再由这些语文专家进行润文。所以说，这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程序，往往是数十个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这样的大型的翻译活动，持续了近20年，也推动了我们的所谓的盛唐盛世。佛教经典的翻译，使得汉语的单音节的词语，开始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为汉语言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发展的机会。就是这样的语言更具有公共性，更能面对一些社会文化等伦理的问题进行交流。所以，佛教的翻译也创造了许多的汉语新词汇，我们都很熟悉的如来、观音、斋戒、西天等等非常多，这是佛经的翻译运动。

02 《圣经》和合本翻译但是我重点要说的是现代汉语的塑造。现代汉语的塑造当然是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等运动。但是，白话文运动，很多时候它宣传和提倡的功能大于实质性的功能。真正实质性地使语言、现代的汉语言走向成熟的，还是得益于翻译运动。我们都知道胡适，他是推动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但是我们今天去读胡适写的那些诗、那些作品，觉得他的白话文其实是很挺幼稚的，并不是太成熟。鲁迅的白话小说也是文白相杂的，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拗口的。所以真正的成熟了，大家去读一读中国的《圣经》和合本翻译。到今天，它也是中国教会普遍使用的一本《圣经》。在这之前，其实已经由传教士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已经有了很多的翻译的版本，包括纯文言文翻译的版本，后来就定为一种官话的和合本，是一种现代汉语的方式。当时，它是由美国英国各地的教会派来的传教士组织翻译的，参与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主要是16位传教士，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的基督徒有一大帮人。重要的是，和合本的翻译遵循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个，翻译的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地方的土语，实际上是语言的一种普遍规范化的一个运动。第二是，行文必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的时候，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能明白，这个是跟德语的翻译，比如马丁路德也有这个追求。我刚才没有讲到法国，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皇帝叫拿破仑，我们今天熟悉的都是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贡献，但是其实拿破仑在文化上的贡献非同小可。拿破仑曾经说过，“观念的力量胜过刀剑的力量，滑铁卢一战，就使我的所有的战功灰飞烟灭。但是，我留下的拿破仑的《民法典》将彪炳史册。拿破仑一生最大的梦想，他想当立法家，他制定了全世界第一部《民法典》。在一个世纪以后，德国的《民法典》正义，这两部法典也对分别推动了法语和德语发展，居功至伟。法国《民法典》，拿破仑的宗旨是什么呢？也是通俗易懂，他把每一个条款都念给农村80多岁的老太太，让她们能听懂，和合本也有这个原则。第三是，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其实就是信达雅。第四，暗喻应该尽量地直译而非意译，这都是它的原则。但是和合本，你们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它里面的那些文字的表达，我觉得达到了我们很难企及的高度，这是关于我要介绍的第二个方面，关于对现代汉语的塑造和口本的翻译非常重要。

03  现代汉语转译第三，当然就是现代汉语，尤其是今天的我们的政法、社科、自然科技的大量专业词汇，是由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中国近现代以来，我们有不同的启发的取向，我们一直要睁眼看世界。通过语言，我们先学习德法、学习英美、学习俄苏……我们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学习对象。我们当时在学习德国的时候，很多当时欧洲的政法社科的文献是通过日语去转移过来的。大量的词汇，我们今天熟悉的公民、阶级、法律、人权、政党、总理、内阁、干部，集团、化学、物理、建筑学、教育学……所有这些词都是从日语转移过来的，这个也是非同小可的。

04 商务印书馆对西方古典学术著作的翻译我再说一两个，49年以后我们的大型翻译运动。其实我们49年以后，大量翻译的丛书系列非常多，有两个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两个大型翻译运动对于现代汉语塑造，尤其我们今天都在使用的汉语也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个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了对西方学术经典著作的翻译，到了1981年，开始推出了所谓的彩虹书，而且是几种颜色的版本，非常得经典，好多人包括在“知无知”，我们基本都收齐了商务印书馆各种版本的著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各种社科方面的书都具备。哲学基本是棕红色的，历史学是蓝色的，经济学是另外一种颜色……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两三代的中国学术中坚力量。也就是说，这些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开阔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生的情操，这是商务印书馆。

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我要强调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这个翻译是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很大的积累了，但是在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前后参加过马恩全集翻译工作的有200多人，一卷书一般由一个业务组完成，每组6-10人不等，配备两名定稿人。也有点像译场的翻译，非常地严谨，尤其是政府、中央专门签署，它的规格很高，各种大中院校的专家都参与了修改校订。所以可以说是塑造了当代的主流话语，包括意识形态的政治的话语。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套话语里面，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欧式风格的话语，所以我一直强调，其实现代汉语早就不是中文，我们今天用的就是世界语，待会我还要阐述这一点，这是第五。

06 网络语言第六个，当然是我们所说的网络语言。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兴盛以后，尤其是2001年，被称为互联网的公民权利元年，有很多的公共事件都是由互联网、由各种社区讨论，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网络语言，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语言产生和消失的速度都非常大，而且是爆炸性的，借助网络语言这个世界，它更具有世界性。我是一直在观察它的发展——从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我们当时是认为网络语言的开放，会导致我们有更大的对话交流，更加地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达到认识真理、达到形成共识。但是实际上，从今天的状况看来并非如此。因为在网络语言方面，借助现代的数据化、科技化的方式，更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信息茧房”——每一个人在网络时代，你使用的语言有可能更加地偏狭，这种语言有可能更加地会固化你的思维，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语言污染和扭曲。语言的技术也都在实施。就像我们今天刷抖音，刷什么样的消息，它都是根据数据喂你想要的东西，实际上是使人在寻找信息的过程当中，丧失了语言本来应该赋予人本身的一个自主性、一种主权。因为语言是代表了人对生命的主权的重要标志，但是今天，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往往可能要面临这样危险。因此，网络语言它会导致一方面在开放，但是一方面是剧烈的语言的分化。这种分化是什么?如果你真正地投入到网络语言的洪流当中，去敏锐地去开发和应用你的语言，那么很显然，你的进步也是与日俱进的。但是如果你固守在以前的信息茧房当中，你跟另外一群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今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通过刚才我的简单梳理，我想给大家总结的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管是受到英美苏联日本德法多少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佛经的印度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其实在基本的表达结构上，已经是欧化的语言。尽管面临非常多的批判，但是整体而言，我是持积极开放的态度的。它促成了汉语的现代转型，增强了汉语的生命力，提升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多样性，进而，当然在价值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冲突与融合。因为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欧化的语言带来的那一套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这个是我们传统的直觉式的、体悟式的那种语言很难去具备的。

二

建立语言的主体性

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

实现视域的融合与平衡我从翻译的角度做了简要的梳理，但是我讲翻译，当然不仅仅是讲简单的文字翻译，我想表达的是，只要是一个语言的对话过程，只要你想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就会涉及到翻译或者转译的问题，就涉及到你对另外一种语言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化为你的内在的生命本身的过程。所以说，在翻译之外，包括语言的各种沉浸式的方式，包括我们这几天大家都看到的音乐剧、影视文学作品，包括各种传记等等，所有这些大家翻译的一种语言方式，它共同激活了我们的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能和灵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说是语言的最高的境界，我待会讲到关于语言的工具化和语言的本体目的性的时候，还会给大家讲一讲。

所以，尽管我也从事了很多翻译的实践，但是翻译对我从来不是一个工具，而是我去体贴另外一种语言的方式。我想，每一个人基于自身的处境都有自己切入语言、学习语言的最好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实现视域的融合与平衡。

学习语言并不仅仅是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的问题，是主观跟客观的符合，我们把第二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去研究，然后去寻找它的规律、规则，然后化为语言，这个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解释学的互动，是不断地在语言交流过程当中去调整我们的视野、去矫正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是一张白纸，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总是带有自身的各种生活经验和价值的烙印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其实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尽管刚才张祎凡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一直在讲，他希望用地道的英语，像母语一般地去思考，但是呢，作为一个第二语言的人，去学习另外一个语言，我想他其实也是有独特的比较优势的。冯象先生(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冯契的儿子）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双料博士，他的中英文的水平都非常地高，他曾经说过，“受惠于母语社会思想激荡与时代精神，译本的文学地位甚至可以胜过原著。”他说，比如罗曼罗兰，在法国属于过气的作家，读者很少，但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笔，在华夏大地广为流行。比如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包括《飘》等等这些著作，可能不是一流的著作，但是翻译成中文以后，风靡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所以冯象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传统对翻译的理解，我们往往以为，翻译可能就是一种遗漏，尤其是诗歌的翻译，往往就是失去的东西，翻译什么你就会失去什么。但是如果你把翻译作为一个对话，就像我们阅读经典进行对话一样，只要你是学习第二门语言，它一定都会出现理解解释的翻译问题，所以翻译它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再现，同样它是一个创造与生存的过程。它是以原著——如果你是翻译，文本是原著；如果你是跟当地人对话，你要跟当地人交流，你是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进行这种沟通，这也是一种翻译。所以，非英语母语者，他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也会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他会比较性地关照不同的处境，所以在某些方面，那种文化差异性的东西，他会更加地敏感或者敏锐。因此我认为，翻译它既是遗漏，又是对遗漏本身的弥补。每一个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盲点，但是借助翻译，借助另外一个世界的眼光，我们能够重新地反观自己的历史。就像我们知道现在有一套《哈佛中国史》，可能贞元的学生也读过，非常好，《哈佛中国史》的序言里面，美国编者卜正明，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接触外国人、汉学家研究的中国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像在一个房间里面，也许我们对房间内部的各种细节，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迷失于这些细节当中。但是一个外来的汉学研究者，他是站在外面看这座房子，他可能更好地看到这个房子的根基，这个房子的方位方向，它的发展趋势等等，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历史研究和各个学科研究，包括生活本身，我们都需要借助不同的视角进行关照。翻译和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培养我们这样的超越自身，而又反观自己，去关照自身处境的一种开放性的、豁达的眼光，这是现代人格的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是我想从翻译说起的。因此，我想说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学习一门语言如何去建立所谓的语言的主体性的问题。语言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尤其是在今天，一种语言如果不是世界的，就不可能是民族的。我们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我刚才所梳理的那些大型的翻译运动的积累、对语言的一种改造，我不可想象，今天的现代汉语还能不能存在。或者说它即使存在，它有没有价值，它可能最多就像一些古埃及语等语言一样，只有一种古董的价值，它是死的语言，它丧失了基本的生命力。而今天一种语言，要成为活的语言，它就必须保持开放，一定要有新的资源、新的力量的输入，然后与掌握这门语言的本民族性的东西进行互动、进行交汇。说到汉语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整个儒家其实往往是一个汉语中心主义的文化，而这些翻译运动，也在不同时代带来儒家思想的危机，进而激活了儒家思想的理性化。比如说，最典型的佛教思想的引入，导致了儒家士大夫的危机，我们知道，尤其是发展到唐朝，自上而下地在提倡佛教或者道教，所以儒家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从张载开始，到后面到程颐 、 程颢，最后到集大成者朱熹，所谓的宋明理学家，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儒学的理性化？我认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性化高峰，为什么会激活这样的一种儒家理性化的努力？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在翻译运动的冲击之下，我们本土文化的生存性的危机。语言从来不是简单的工具，到了基督教文化引入以后，今天我们知道，隔上几年十年，又有一大批的关于儒家的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又会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反对西方文化或者反对基督文化的运动，我这里不说争对错，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壮的旅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现象。不同的翻译文化，会影响引发深层次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说，今后文明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是诸神之争。几个大的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深层性的沟通？中华文明以前是高度的自信的，我们不怕少数民族的征服，蒙古曾经征服过华夏，但是蒙古征服华夏的时候，也有形成了汉族士大夫的心理危机，最典型的是出现了像关汉卿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写《窦娥冤》这样的戏剧？也是在捍卫儒家正统文化。为什么把窦娥，一个灿烂的青春年少的美丽的姑娘，塑造成一个封建卫道士，他是有他的文以载道的关怀的。就是因为蒙元的入侵，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儒家思想的边缘化。但是我们知道，蒙古和元朝并没有真正征服儒家，包括到汉朝、满清，尽管满清我们知道是外族入侵，但是基本上外族入侵中华以后，最后他们都被中华的文明所同化。最典型的就是清朝，我们清朝康雍乾三朝盛世，康熙的时候，他们当时皇帝的诏书，基本都是满语蒙语汉语几种文字，而满语是第一的，到了雍正也是。到了乾隆，我们知道乾隆写了很多的烂诗，但乾隆的汉文化修养还是不错的，乾隆基本不会说满语。那就说明，我们汉文化的同化的力量。但是同化的同时是什么？就是你吸纳、包容了越来越多的元素，尤其是面对外来的、更大的文明的冲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体西用”，在所谓的船坚利炮冲击之下，中体西用也不足以维系我们既有的文化，你必须放开。这样的一种情结或者纠结，一直纠结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阶层，直到今天。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知道，在神学界有人提出汉语神学，在哲学界，这两年还在讨论汉语哲学的问题，这个讨论跟当时的中体西用有点不一样。对这个讨论，我是整体还是持乐观其正的态度的。汉语神学的代表是刘晓枫先生，他也是8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国当代的一个思想家。他说汉语神学当然不是偏狭，比如说，他在研究的时候，当然会去研究各种国外的经典和原著，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坚持用中文写作。他说我们要用汉语去表达，去表达我们的东西，汉语哲学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说汉语科学，大家都觉得特别奇怪，怎么还有汉语数学、汉语物理学？——但是我们有汉语神学和汉语哲学，注意！什么叫做“汉语哲学”？我最近在视频号上直播一个英文的原版教材叫做《做哲学》，我用的是英文的原著，但是我是用纯汉语讲，当然也是为了扬长避短——我口语不行，但是，背后是有我的关怀的。我同样赞同这种观点：我们今天学英语就是在学汉语，凭什么说英语是英国人的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这样的民族自信，说英语就是汉语？因为我们今天的思维结构，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比英国人更英国人，更地道？但是地道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些东西，多了我们的视野，多了我们的关怀，多了我们的胸怀。我们知道，包括欧洲、英国，其实他们越来越狭隘了。北美当然还是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也很撕裂。

所以，“汉语哲学”的意思是什么？当代有个哲学家叫丁耘，他也说过，我们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我们翻译过来的《理想国》，已经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了，我们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读中国的四书五经。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凭什么非要把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中国的《四书五经》、张载朱熹的著作，要分这是东方的、这是西方的，他们今天都共同地塑造着当下我们的人格。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胸怀，也是基本的自信。这个自信和底气，来自于我们语言的开放，来自于我们语言的这种深厚的、积淀起来的自信。这不是偏狭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在修炼内功，在增强我们的观念视野、提升我们的观念观念的水位，为民族精神赋予更高意志的同时来实现的一种建构，这有何不可?我相信这一点。我们不要为此而感到纠结。今天我们知道，尤其在美国，你会感觉到很多的身份危机，美国的很多政治冲突都是由于身份危机的冲突。比如我们说的种族主义的运动、理想主义的运动、同性恋LGBT等等的运动，包括川普这次上台，左右派之间的一个争论，很多时候是一个身份危机。这种身份危机，在一种强势文化之下，我们会不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我觉得是多余的，其实没有丧失主体性。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西学和哲学，但是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就是川普——四川普通话的一个下里巴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确立主体性毫无问题，但是不要认为我们学习英语就会丧失主体性，所以，当我以中国人的心灵去理解、去讲述英语的故事的时候，英语的故事就是中国人的故事，英语就是汉语，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历史哲学观。我们研究历史是什么，就是把他者的故事化为我自己的故事。我表面上是在讲述他者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否则我研究历史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历史仅仅是掌控，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不足以塑造我们的当下，我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所以，“为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但是，文化冲突这个东西一直存在，当我们在接触语言之间的碰撞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在个体生命当中、在你的心灵当中展开的。只有学过第二语言，认真地进入过第二语言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冲突的深刻性，才会感受到这种冲突的诱惑性，才会从这种冲突的诱惑当中重新去重塑自己的生命，形成新的自我。所以我想，我们最终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地道地成为英国人，也要地道地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们是完全的英国人，也是完全的中国人，这就是真正的更厉害的一种方式。这是学习语言我要讲的第二个主题，相当于是我们的语言主体性的建立。

三

语言的芭别塔之梦第三个主题，我想聊一聊语言的芭别塔之梦，实际上是看一看当下的另外一个危机:技术化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其实人类今天被分隔成不同的语言，所以呢，很多人就有一种芭别塔的梦想。芭别塔这个典故也来自于英文，来自于《圣经》。《圣经》里面说，上帝造人以后，当时本来用的都是同一个语言，但是呢，这些人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地方旷野，他们说来吧，我们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大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最后呢，他们建的塔越建越高，耶和华就说看到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又做起这个事来，以后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那我们下去吧，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上帝就把芭别塔毁了，所以芭别塔的意思就是变乱、混乱、分割的意思。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哲学的思想实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这个经典的寓言是怎么去理解的，人总是要想建立一种大一统的世界语言的梦想，包括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我们知道，还有一批中国的学者在创造所谓的世界语，但是最终世界语为什么没有创造成功？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因为英语的确是世界语，但是英语作为一个世界语，它是有它的扎根的，因为它是民族的。如果你脱离了一种民族性，你纯粹要创造一个全世界人民通用的世界，你缺乏根基，你就没办法让这种语言真正地扎根。别人就不用，你还能怎么办？你还能强行地推、强迫别人去用吗？更重要的是，你创造的世界语言，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的、规范的语言，所以语言他其实是注定会不同的，这是人的一个宿命。语言的有限性，代表着人类本身的一种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好事情，如果语言全是通用的，那么人也就丧失了去创造语言和生成语言的能力，哪怕是在同一种语言当中，语言也是不同的。我们今天都在说着中国话，但是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沟通之难——大家表面都在说现代汉语，但是为什么经常会沦为一种鸡通鸭讲的情况？那就是语言的不可沟通、语言的多样性，它是个永恒的命题，它反映在同一种语言之间，反映在同一种语言和不同的语言之间，也反映在同一种语言和过去的语言与未来的语言之间。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恰好是通往真理的不二的法门，非要打破这种有限性，其实就丧失了人性——因为人就有限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把语言自我神化。语言一旦自我神化，就会遮蔽真理，就像这些巴别塔的人一样，他们就想成为神，他们想用神的最简单的语言就能够理解全世界，在他们面前没有秘密，但是他们都被遮蔽了，就是语言所带给我们的东西。

但是今天，人类一直有创造巴别塔的梦想。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实现同声传译，据说现在已经有50几种语言可以同时地同声传译的一种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现了，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很多人就说，有这样的一种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语言，我们学习语言是不是多余的？我今天要提出一个看法：我认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英语的学习更具有紧迫性。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会导致很多的危机，包括我的大学教育的危机，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学的东西分分秒秒钟就被人工智能取代了，我还学习这个东西干什么？很多人就说很多的专业都要被淘汰，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应该学英语。人工智能强化了学习英语的紧迫性。不是说我有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工具，我就不用学英语，恰好相反，我给大家提供了4个理由，你们还可以继续补充。01.语言不是纯粹的工具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需要学习语言来避免“丧失主体性”问题第一个理由。首先，如果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认为语言不用学习了，这就是认为语言是纯粹的工具。如果语言是纯粹的工具，我们的确不需要学习英语。我们到哪里去，直接打开这个东西，输入我们的话，瞬时间甚至不需要反应时间，比跟人交流还快，它就能够把你的意思传达出去，好像就能进行交流。但是如果是纯粹的英语、纯粹的工具，我们甚至连中文也不用学——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不用看任何书了，我可以借助一个工具化的东西，就实现我想要的所谓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是荒谬的，怎么可能不学习自己的语言？所以我刚才是用了“滑坡谬误”的推论。就是：如果你说语言是纯粹的工具化，我们不仅不能学外语，我们连中文、连本土的语言都不用学习，因为一切都是工具可以解决的。但实际上，同声传译工具哪怕达到了跟你的一种生物性的对话机制完全融为一体的地步，我们仍然要而且更要学习语言。运用人工智能，表面上你在跟别人交流，实际上，你仍然是在用你自己的固有的语言和思维在记、在进行交流，你根本就没有用外语进行交流，你根本就不懂得他在说什么。你懂得的永远是你自己的语言，你的语言怎么转译出去的？你不知道他的语言怎么翻译过来的，你不知道，但是你以为你在进行良好的对话，还洋洋得意。所有的工具，只要是工具，它就是外在的、偶然的，它就是与人的一种生命存在没有必然关联的。所以在这种人工智能的时代，昨天江子校长说多么，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如何实现“使人成为人”的问题，我觉得，今天不只是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而是我们如何避免被人工智能所利用的问题。今天其实这已经是个现实，我们以前包括图灵实验等等，都觉得好像人工智能不具有语言的能力，不具有自由劳动的自由、行动的能力，我们是判断人格性的标准。但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早就通过这个测试，而且像辛顿——诺贝尔奖获得者，像马斯克，他们在不同的发言当中，都不止一次提到，人工智能是可以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所以，今后我们如何去避免丧失人的主体性问题，我觉得才是迫切的关键。如何避免丧失主体性？你亲自去学习一门语言，亲自把这门语言化为你自己的生命的内在的、有机的部分，这是第一点。02.目前大部分的规范学科领域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纯正的训练仍然主要依靠英语我要提供第二点理由。目前大部分的规范学科领域，尤其是尖端的科技领域，纯正的训练，最规范最学术化的东西你仍然得靠英语。我甚至说，就中国今天的大学里面，人文社科的、各种所谓的中国专家编的教材，其实都没必要编，你直接把外国最好的教材引进来就完了，直接拿着英文原版教材给学生上就完了。现在北大清华很多课基本还是实现了的，我觉得这事好像没有必要重复劳动，而且半天你还没抄到要点，花费了很多的资源和代价。真正一个人要上进，你要学的就是在任何一门学科，规范到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最好的，你就选那种最权威的、再版到十几版的英文教材一定是最好的，你何必再学中文呢？尖端的科技领域更是这样。包括所谓的人工智能，包括GPT，英文的语料库跟中文的语料库是两回事。它不仅是量的不同，是质的不同，你怎么去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学习英文更具有迫切的重要性。03.英语仍然是最活跃的最能激发原创性的语言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英语仍然是最活跃的、最能激发原创性的语言。刚才，大家一下都被英文的《汉密尔顿》全部激活了，歌声一响起，那种思维、那种内在的力量全部被激发出来，而不是鬼哭狼嚎，这说明什么？它有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东西。今天很多语言，它是死的语言。很多人说动物也有语言——你不能说猫和狗没有语言，那种语言不叫语言，因为它不具有生成性，那种语言是几千万年出于本能而不变的。而人类的语言是什么？永远是开放、永远是活的，而且它永远是死而复生的。最近很多英文网上流行的语言，经常又会把14、15世纪的英语词汇重新在网络上活跃起来，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这是语言的特殊的功能。所以说语言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陌生与熟悉之间，不断地去跨越、去超越，去涵养多元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所以我认为，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成性和突破性。一个人其实语言越丰富，他的灵魂越丰富，一个灵魂苍白的人，当他一言话你就觉得乏躁、枯燥无味。而这种突破我认为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纵向的突破，一种是横向的突围，其实都与语言有关。纵向的突破是什么？我们要与古人对话，与这些人类留下的最经典的文明的对话，这些东西永不过时。所以我一直提倡，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你要避免被淘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你干好你自己的事，扎扎实实地，不要说什么热点你去追什么，你永远追不上。还不如迈向好好地围绕你的专业领域打通、深耕细作，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横向突围当然，包括我刚才说的，开放心态去学习最规范的这些学科领域，这两方面的实现，都离不开我们的语言，这是第三点。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大的语言，汉语也是，西班牙语也是。西班牙语，使用的人是第二多的，但是很显然，它在刚才我提到的规范学跟尖端科学，包括它的活跃性方面，已经赶不上英语了。而且今天呢，整个欧美的、包括德国法国的所有这些最经典的著作，如果是好的，在第一时间都会翻译成英文，而且是最好的。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学者的很多的傲慢从哪里来。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北大哲学院有个导师先刚，这个导师还是我很佩服的，他是德国图宾根大学毕业的，他受到很好的哲学训练，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但有一次他开玩笑说，我们现在汉语翻译的英文著作已经非常高明了，当然，你能看德语当然最好，如果你看不了德语，那就千万不要看英文版的康德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你就看汉语著作，实在不行，你看看越南语、朝鲜语的著作也行。他当然是开玩笑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说越南语和朝鲜语的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能够超过英文，而且不要傲慢，其实英文的包括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的著作仍然是翻译得最好的。隔一段我把《做哲学》讲完想读海德格尔的另外一本书《什么是行而上学》，我要对照着英文和中文去读，英文的翻译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比如它有一个关键的词，在英文其实就翻成event，是“事件”的意思，”大事件”，但是我们中国这些哲学家，争论了很久，翻译成”道”纠结不明，我说没必要那么弄得那么邪，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大事件然后到在存在的此在身上如何展开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学习英语，一流的英语，因为它形成了一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已经成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发展，已经不可割裂，所以仍然是我们第二外语的重要性。04.今后学习新语言与不学习新语言的阶层差距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分化化第四点，今后学习新语言与不学习新语言的阶层，差距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分化化。今天我们知道，在有些主流的，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人大提案的时候，都提出要取消英语的教育，甚至要降低英语教育的权重，隔几年就会有这些人有这种主张。很不幸，如果按照他们这种规划，只能说是一大批人成为封闭的心灵。但是另一方面，一大批人真正能够不断地去学习新语言的人，他们永远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这种阶层的固化和隔阂，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好处。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分裂，语言游戏的背后，其实是不同的生活共同体的规则。维特根斯坦讲语言游戏，什么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可交流性，不同的语言背后是有不同的生活规则的。如果你生活规则有极大的差异，那不同语言之间是不可沟通、不可交流的，我们学习一门语言，就是要打通这样的隔阂，就要实现有效的沟通机制。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今天居然还有人提出，我们要封闭自己的语言，这种夜郎自大不是害他自己，就是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因为学习新语言意味着一种更大的开放性，意味着尊重语言游戏的基本的规律，我们也要从机械地学习向有机地学习去转化。江子校长也总结了很多方面，关于语言学习的一些不同阶段的逻辑或者规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传统教育学习语言的方式是机械、解剖学意识的学习，解剖成各种具体的词汇、语法结构等等，丧失了语言本身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就是语言与生命本身的有机连接。所以，张祎凡刚才分享其实就是一种有机的信息，就是让语言跟自己的生命如何真正地融入起来。

四

重新解释“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所以，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强化学习第二外语，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说到底它就是存在的家，这当然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标签式的话，我们给它注入新的理解。海德格尔说这句话并不是创新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他说，“人是语言的存在者”，或者是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在那个时代，“逻各斯”就是指语言，因为人离开了语言就缺乏了“逻各斯”，就缺乏了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公共性，然后就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因为，在古希腊，你的自由是体现在你的行动当中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伯里克利，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的葬礼前的演讲，曾经说过，有自由才有幸福，但是有勇敢才有自由，这意味着什么？自由是要投入你的行动——公共行动的。语言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公共行动，所以我们会发现，比如说美国，你们看他们各种层级各种级别整天在演讲，从小到大，他的人文通识教育、公共教育，就在训练怎么去公共演说、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公共语言的塑造，它是不断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所以后来维特根斯坦才说，没有所谓的私人语言。哪有什么纯粹的自说自话的语言？私人语言就不叫语言，所以你离开语言，你是不能够真正地表达思想的。人就是语言的存在，通过语言我们认识到了真理，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自己。但是这个真理不是固化的真理，在海德格尔的视野里面，如果把真理跟语言联系起来，他说真理是什么？语言是存在本身的既澄明又遮蔽的到达，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都认为语言可能既是显明真理，但有可能会遮蔽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切换不同的视角，需要不断地有第二种语言、第三种语言去唤醒我们。但是真正的真理既是遮蔽的又是澄明的，就是所谓的“林中路”。语言是或隐或显的一种显现的一种操作，是一种操作手法，说明真理它本身并不是固化的，它就是在有限性当中去呼唤，不断地自我突破，然后让真理或者精神本身不断地向人显现的过程。我们这几天听孩子们演唱各种英文歌剧，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生命的跃动！在生命的跃动背后感感受到的是什么？精神的召唤、精神的力量！这就是真理在生命里面显现的过程。所以，语言的限度就是思想的限度，我们都在通往语言的途中。我们在通往真理的途中，我不可想象有真正的脱离语言的思想，那是一种幻象。

有一段时间，我研究中国的一些传统经典，我也受到影响。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禅宗的“不立文字”，所谓的“吾信自足”，后来呢？我就觉得那人要能够不说话多好，我能够不说话，我就掌握了世界的真理，我一悟、我一沉思冥想，我就知道我有多深刻。这怎么可能？你不表达，你就不知道你有多深刻，就像我准备这个文稿一样，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深刻的，但是我讲一半，你会发现我还是挺肤浅的。因为你讲出来你才知道你几斤几两，你一定要表达出来，有些人可能会反驳我：一个聋哑人，他不会说话，他有他的语言吗？他当然也有他的语言。如果一个聋哑人，我们知道现在也有聋哑人的符号，他为什么要学习手语？这种手语也得不断地随着生活丰富化。这就是语言，它不过是一个不同的符号系统。我不相信一个不会说话，不会看世界的人，他真正能够掌握一种很好的、能够获得对世界的最深邃的认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陕西西安过来，我经常反对的就是那些没事就跑到终南山去隐居的人，好多博士、以前的科技研究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乞丐，都跑到终南山里面，觉得里面有很多高人。我从来不认为终南山有高人，所有的高人，你必须要公共的显现，是骡是马拉出来溜一圈，你就知道是不是高人了。你隐进里面导致思维的停滞，然后你创造一个玄而又玄的系统——但也没多玄，那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一戳就破的，你戳开发现其实很肤浅。所以，我不相信语言真正能够立下我们。但是，我们对语言是需要一种警惕的，我们要看到语言要遮蔽我们，但是如何避免语言的遮蔽，就是更充分地去运用你的语言，更充分地去扩展你的语言。语言的问题只能靠语言去解决，你不能说语言也会有问题，语言有，但是语言的问题在哪里，你通过语言来克服。就像自由的问题，只能靠自由本身去克服一样，要实现自由，你要通过自由去克服自由可能带来的局限——语言的问题会导致人的异化，就是后现代思想家经常说的，词与物的关系，就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着，就是人被你所在的语言所支配了。福柯专门解读了一个命题，就是“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这个词最早是培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它代表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主义的理性观念的一种宣言——知识就是权利，但是后来福柯对这句话反其道而用之，他说权利就是知识，当我们把知识作为权利，认为知识是我们的工具，可以引领我们不断发展，我们要警惕。我们的权利本身就是知识，我们的知识成为了压迫我们自己的工具，知识本来是解放我们的，语言也是如此，但是如何解决？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发挥我们的语言，以语言为武器去克服语言本身的问题。只有在语言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生长和升华。我最后要说的是，让生命的丰盈伴随着语言的丰富，不断地涌现出来，我在贞元不断地看到了这样的涌现，我们都是厚积薄发、要蓄势待发的。当这些孩子进入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那个广阔世界也没多广阔，这里已经够广阔了。最后打油诗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爱语言，我爱语言本身的活力我爱语言，我爱语言创造的惊奇我爱语言，语言就是我的故乡我爱语言，语言就是我的远方我承载着语言的重量我搭乘着语言的翅膀蓄势待发，出发出发走向世界，重塑自我走进永恒，灿烂当下感谢大家！-END-